当后续发生的民商事行为导致前期依法缴纳的税款产生多缴时，退税申请期限从何时开始计算？

但放宽了规模条件的限制及核准登记的控制，“因控制而形成统一管理”，企业集团这一实质属性如何转化成清晰的、能为纳税人和税务机关确定把握的量化标准呢？在“放管服”形势下，集团税收政策之适用如果仅仅依赖企业公示这一程序性外观，显然难以实现税法本身的价值期许。

如果这一判决不是个案的权衡之计，而是确立了一项具有普遍适用意义的规则，那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一规则的价值考量和法理基础是什么？这一规则在实然法框架内通过法律解释能否逻辑地得出？

微文“暂不允许抵扣”属于什么具体行政行为？——关于76号公告的闲思乱弹”论文版。

我们如何从私法法律行为的角度去审视税收法律责任？带着这个问题对实然法予以审视，对于本案处理及其正当性之衡量，显然是十分必要的。

税收实务中一些既有问题的处理，通过该学说似乎可以得到合乎逻辑的解释，并纠正我们实践中的一些习惯认识。那么，在实然法体系内通过法律解释能否合乎逻辑地得出这一一般性规则呢？

最高院 “德发税案”判决中，关于滞纳金问题的判决和裁判思路引人关注

“非纳税义务人税费承担合同条款”一定与税法规定相抵触吗？纳税义务不能转让，但税费承担可以约定。

有关纳税评估法律地位、法律性质及程序合法性的质疑一直不断，给人雾中花、水中月，像雾像雨又像风的感觉。

“取得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不得作为税收凭证”，是否意味着，相应的成本费用一定不能税前扣除呢？如果是这样，公告倒是解决了长期困扰实际的一个问题。但分析一下不符合规定的发票与税前扣除问题产生的根源，就可以发现，就这个问题公告并没有这么大的突破。

企业集团税收规制的目的，是因其“统一管理与控制”可能使各成员企业“理性经济人”的假设失效，进而对税收债权产生损害。 因而规制中的企业集团，采用的是实质标准，否则从形式上去判别“企业集团”，“实质课税”就没有意义了。

税法中引入企业集团及相关概念早已有之，在相关政策中往往表述为集团、集团总部、企业集团、集团企业、核心企业、成员企业等。

税种登记在我国现行税收征管法律体系中未有提及，但在征管信息化条件下，却是纳税人完成相关税种纳税申报、税务机关征缴税款入库的前提。

税收政策中，与集团相关的概念如企业集团、集团企业、集团总部、核心企业、成员企业、集团内纳税人等，这些概念的内涵是什么？其民商法基础是什么？这是正确执行这些政策的基础。

《税收征管法》规定的“滞纳金”与《行政强制法》规定的“滞纳金”的范畴是否一致？这是分析《行政强制法》实施后税款滞纳金之法律适用首先应明确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