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瑞金定下了“红色会计”制度原则

1931年11月7日，是苏联十月革命纪念日，第一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隆重召开，宣布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毛泽东当选为主席，以瑞金为首都，改名“瑞京”。

此时第三次反“围剿”斗争刚胜利结束，正处于总结经验、以利再战的时期，毛泽东的工作重心还在军事指挥方面。他全身心投入苏维埃政府工作的时间段，《西行漫记》有准确记载：“从一九三二年十月起，直到长征西北开始，我本人几乎用全部时间处理苏维埃政府工作，军事指挥工作交给了朱德和其他的人。”足足干了两年的行政工作。也正是在政府主席这个岗位上，毛泽东卓有成效地进行了国家管理的伟大实践和理论探索，并在政权、武装、经济、法制、文化教育、卫生体育以及土地改革、干部作风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就，全面锤炼了毛泽东的国家治理能力，为延安时期的边区建设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创建，奠定了重要的实践基础。毛泽东就是在瑞金时期被尊称为“毛主席”的，也是人民群众的一个亲切称谓，一直延续到今天。

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有一个单纯的也很迷惑人的观点：“革命战争已经忙不了，哪里还有闲工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只有清醒的毛泽东看到了事物的本质：“这种以为革命战争的环境不应该进行经济建设的意见，是极端错误的……只有开展经济战线方面的工作，发展红色区域的经济，才能使革命战争得到相当的物质基础。”也正是在这个正确思想的引领下，毛泽东在发展苏区经济、广开财源的同时，狠抓国家会计建设，统一各级苏维埃政府的会计机构和会计制度，建立国家银行和审计委员会，搭建国家财政的运行体系和监管体系，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当时各个单位的会计现状较乱。“财务制度不健全，会计工作把收钱、管钱、用钱机关混在一起，既不公开，也无彼此之间相互监督和制约，给贪污浪费和经济舞弊造成可乘之机。”为了解决这个难题，1932年12月26日中央财政人民委员部颁布《关于统一会计制度的训令》。首先指出“财政人民委员部成立以来即颁布了统一财政的训令，但一直到现在财政还未能彻底统一。这固然有各级政府与武装部队未能了解财政统一的意义，因而行动上不够自觉、积极的问题;而会计制度没有确定，国库没有建立，也是重要原因。”从中能看出毛泽东全身心投入国家行政工作后，在财政经济领域“抓主要矛盾”以及“重在解决现实问题”的工作作风，这种务实的作风也反映了毛泽东细致的做事风格。

训令“把收钱的、管钱的、领钱的、用钱的四个机关分开，不得混为一谈。”这样做有三个好处：一是收钱机关只准收钱，收到钱款便解交管钱机关（各级国库），“收支两条线”，这就建立了内部牵制制度，有效防止差错和舞弊的发生。二是领钱机关须按月作预算，送交财政部批准，发给支票，才能从国库领款。这就严格实行了预算制度。三是国库收到的款项，只准送交上级国库或照上级支票付款，实行“国库集中支付”。如此各方权责分明、防微杜渐，财政收支就统一起来。

训令还“把各级收入与支出都分别划分，各成系统。如租税归各级税委收缴，打土豪罚款归财政部或裁判部经收缴库，行政费则归财政部领支，教育费归文化部（教育部）、司法费归司法部经领。”这样划分各项收入和支出，也有三个好处：一是便于分类记账，不再混为一谈；二是可以落实资金使用的管理责任，明确责权；三是便于中央随时了解收支情况，以便有计划地支配整体财政收支。

训令对具体的会计工作也进行了规范。“确定会计科目，把各项收入及开支节目规定的，定名称与一定的范围，使收付款项有条有理，一目了然，而且得以彼此相较，相互对照。”并“统一簿记单据，确定记账方法。使各级采用新式簿记，使每条账目都有凭证，每张单据账簿格式大小都能一致。”旨在“防止会计上许多舞弊以及错漏情事”。同时要求会计交接时“要规定交代章程，以防止交卸接管中的舞弊与损失。”这一条是考虑到战争时期会计人员变动较大的实际情况，旨在规范会计交接手续，避免交接过程中发生舞弊和贪污行为。

为了保证基层财政部门的工作质量，1933年3月28日苏维埃财政部人民委员会通过了《省县市财政部暂行组织纲要》，规定会计部门的人事安排：“省财政部之下设会计科五人……县财政部设会计科二人……区财政部、市财政科设会计员一人”；同时明确了基层会计人员职责：“会计科或会计员掌管行政费之银钱出纳，账目登记以及预算之编制审查，并负责掌管税收及国有资产以外之国家财政收入账目，经常检查和批示下级会计工作。省会计科之下记账员、出纳员、审核员实行分工。”会计岗位实行分工负责制度，既明确岗位责任，也便于内部牵制和管控。

为了严惩腐败分子，整治经济犯罪，苏维埃政府制定了一批具有法律效力的惩治腐败行为条令，用法律制度来保证革命政权的清正廉明。1933年12月15日，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二十六号训令——《关于惩治贪污浪费行为》：“凡苏维埃机关，国营企业及公共团体的工作人员利用自己地位贪没公款以图私利者，依下列各项办理之：（甲）贪污公款在五百元以上者,处以死刑。（乙）贪污公款在三百元以上五百元以下者,处以二年以上五年以下的监禁……”公有制的最大破坏者就是自私自利的私心，“重典治乱”也是由当时的历史条件决定的。这一法令的颁布，为当时的司法机关对贪污腐败犯罪的审判量刑，提供了法律依据，使惩治贪污腐败行为有法可依；同时也兴起了反贪污的群众监督运动。

统一会计制度是统一财政经济体系的基础。随着统一会计制度的有效落实，有力地集中了财政资金，保证革命战争对财政资金的需要，也为保障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提供了财力支持，为新生的苏维埃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苏维埃人民政府的会计制度和会计人员——这群穿着草鞋的“红管家”，也成为反腐败的一道重要防线。

在1934年1月23日写作的《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文中，毛泽东总结出瑞金苏区的会计制度原则：“节省每一个铜板为着战争和革命事业，为着我们的经济建设，是我们的会计制度的原则。”这也是毛泽东在瑞金时期定下的“红色会计”制度原则。红色会计的最大特征是具有家国责任和人民情怀，跟那些唯利是图的会计有着本质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