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会计实践的三大变化和教学建议

会计的本质是采集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劳动数据，来反映劳动过程并优化劳动行为，因而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科，也是一门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应用学科，更是一门具有国情特色的学科。从算盘到计算机再到云计算，不论信息运算技术如何升级，会计的本质不会改变的，只要围绕会计本质与时俱进地做学问、搞教学，就不会有“会计的出路在哪里”的疑惑，这跟袁隆平先生的水稻事业是一个道理。而我国的会计创新，也必定来自于实践活动。

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的计划经济已逐步转向了市场经济，会计核算主体也由清一色的国营企业，演变到包括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个体企业以及外资企业等在内的多种所有制经济组织共存；会计实践随之发生了三大变化，并呈现诸多需要研究的新问题。

一、成本核算中心的转移

计划经济中的企业成本核算，以产品成本为核算中心，这也是由当时的工业化生产时代所决定的。随着我国商业、外贸业、服务业以及农业企业的广泛兴起和发展，加之国家税收制度、社保制度相关内容并入会计核算实践，人力资源成本核算就成了企业成本核算中一项十分重要的内容，这也是由“人力资源成本核算是每一个企业的共同实务”所决定的。

在我国企业成本核算中心内容的转移过程中，老问题、新问题，包括人力资源成本能否抵扣增值税这样的具体问题，都是会计学要研究的对象，也是会计教学要纳入的新内容。但从我国目前的会计教材和教学现状看，人力资源成本核算多处于“一笔带过”的境况，企业薪酬、个人所得税及“四险一金”等的核算内容，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这是需要“补课”的；会计教材也要根据实践的发展不断地充实完善，才能把有用的知识传授给学生。

二、会计核算工作重心的变化

新时代会计核算工作重心的变化也是由时代发展决定的。随着会计工作的电算化、智能化，我国实践中的会计核算工作重心就逐渐集中到传统会计核算流程的“两头”，即会计凭证输入核算系统前的核算工作和会计数据输出核算系统后的分析工作；中间环节是自动运行的，除了系统维护、升级和修理，无需财会人员操心。这种变化也要求会计研究和教学注重“两头”，把会计信息的“进口”和“出口”当作重心，同时兼顾其他内容。

在教学方面，“进口”的教学内容可以依据企业实践延伸到“采购合同”和“采购招标”，把招标、合同等重要知识纳入会计课程——合同的遣词造句以及招标的评判，也是机器代替不了的；这个关口的教学重点应跟企业实践一致，用以辨识、审核各种票证、票据，保证原始凭证录入的正确性及其会计核算的准确性。“出口”则重在会计报表分析，但不能仅局限于报表数据的加减乘除，更要挖掘报表数据背后的东西，比如会计报表数据的涉税问题——生产企业1000万元存货对应着130万元进项税额，存货若发生变化，进项税额就要相应发生变化。这种跨界新知识纳入教程，不仅实用，而且可以让学生透视企业的资产状况及其质量。

三、“财税一体化”已成常态

改革开放后，尤其是2016年全面推广增值税后，企业的收支业务基本上都涉及税收（免税业务除外）。所以在企业会计实践中，“财税一体化”已经成为一种常态，这也要求会计研究和教学必须反映这种常态。会计学界近年提出的“业财一体化”是一种如实的描述，“业财”在实践中从未分离过，一直是一体化的；但“财税一体化”是基于我国税收制度相应内容已全面融入企业会计核算的现实描述，是一种“区别过去”的新情况，所以要更加注重研究这种新常态。但目前会计界对于这个新常态认识不足，比如会计教学在处理每一笔收支时，仍做不到与实践同步考虑税收问题。会计学科也不像税收学科重视会计核算那样重视税收处理。目前从会计界的“财税处理”和税收界的“税会处理”等概念表述，已经看到两个领域的“文字排序”与“抢占中间地带”的苗头了，会计界应认真对待这个问题。

会计实践发生了变化，会计的教学和研究也要随之跟上。这要求广大会计老师转变观念，坚信实践出真知，教师传播的也应是真知。不论是会计准则，还是国家财税政策，都在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变化。所以，教材上的有些知识或许是“时过境迁”的，授课老师若不知道，懵懂的学生更无法辨识。老师要跟上变化，这是起码的要求——要把有用的知识教给学生。

要投身实践，不能只谈书本上的会计，还要亲近实践中的会计，“亲口尝一尝梨子的味道”，把我国会计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理论、新方法，呈现在会计教案进而教材中。杨纪琬先生那一辈学者的实践根基，现在很难有人企及。社会实践才是最大的大学，也是产生真理的地方，有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学术养分。要保持定力，在借鉴技术方法的同时，立足本土创新。笔者认为，应依据国情，提炼理论，构筑起中国的理论体系。落实到高等教育上，落实到会计研究和教学上，就是要围绕我国的会计实践（包括“走出去”企业的会计实践）进行会计研究，面向实践搞好会计教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