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佃农生活举例》的会计思想、方法和理论创新

《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是毛泽东于1926年在湖南湘潭西乡入户调查后，写出的一篇用数据揭示中国佃农生活疾苦现状的调研报告。文后特别注明“本文乃与佃农张连初君会谈之结果”，是强调报告数据来自佃农张连初一家的全年收支。这篇早于《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并为之写作奠定微观数据基础的报告，也是迄今发现的毛泽东遗存的最早一篇农村调查报告，在1927年3月“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发表”，是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主要学习用书，为培养农民运动骨干、播撒革命火种起到了重要作用。

从会计视角看，这篇由“支出之部”“收入之部”和“结论”构成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就是佃农张连初的“年度收支报告”，也是一篇在会计思想指导下、运用会计专业方法写出并对我国会计理论有着重要贡献的“会计报告”。

报告一开头就给出一个“假定事实”：“一个壮年勤敏佃农，租人十五亩田（一佃农力能耕种之数），附以相当之园土柴山，并茅屋一所以为住宅。此佃农父母俱亡，仅一妻一子，妻替他煮饭喂猪，子年十二三岁，替他看牛。这个佃农于其租来之十五亩田，可以全由自己一人之力耕种，不需加雇人工。因穷，田系贩耕，没有押租银可交，所以田租照本处通例要交十分之七。”这个瘦田茅屋场景，是毛泽东运用“会计基本假设”理论给定的调研对象和时空范围，以便确定调查研究的“会计主体”。但这个“假定事实”并非凭空想象，它基于“一家三口”“十五亩田”以及田租“要交十分之七”等基础数据，还有跟张连初会谈拿到的一手材料及其翔实收支数字。

文章的整体结构也是按“利润表”格式搭建。简示如下：

第一 支出之部

（一）食粮。佃农和他的妇人每人每年吃谷七石二斗，小孩吃谷三石六斗，三人共吃谷十八石。每石时价四元，共七十二元。……

（十一）杂用。季节庆吊通情送礼，人客来往烟酒招呼，及此外一切零星用费，每月至少一元，全年共十二元。

以上十一项共计一百六十七元三角六分五厘五。

第二 收入之部

（一）田收。每亩年获谷（稻）四石，十五亩，共获六十石，交租四十二石（十分之七），自得十八石，每石价四元，共七十二元。……

（四）工食省余。……二项共十五元七角二分。

以上四项共计一百四十七元七角二分。

第三 结论

收支相抵，不足一十九元六角四分五厘五。

显然，由“支出之部”“收入之部”和“结论”三部分构成的《中国佃农生活举例》，就是一份用“文字+数字”呈现的“利润表”，准确地反映出佃农一家全年的收支数据及其构成，并得出了入不敷出的结论；而精确到“19.6455元”的亏损数字，最能直观证明中国佃农生活的穷苦现实，胜过千言万语的大道理。这就准确找到了“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也找到了中国革命的动力源。 

为了精准计算佃农一家的全年支出，毛泽东不仅运用了折旧摊销方法，比如“铁耙一架。六元，可用十年，每年六角”；还考虑了农具在使用过程中的维修费用，比如“挖锄一把。五斤，一元四斤，一斤二角五分，五斤一元二角五分。可用十年，每年须含钢一次，七分（二百三十文），十年七角。以上共一元九角五分。以十年均分，每年一角九分五厘。”这“含钢”费用即是维修费用，也纳入资产摊销总额在使用年限里平均摊销。这种处理方法跟当今会计是一致的。其采集数据之细致，也足见毛泽东的会计功底之高。

最令笔者惊奇的是，毛泽东在计算佃农一家的全年收支时，还运用了“机会损益”创新理论。这确实是一个重要发现。

在“支出之部”，毛泽东把佃农一家的全年实际支出划分为11个成本费用“科目”，包括食粮、猪油、盐、灯油、茶叶、工资、种子、肥料、牛力、农具消耗和杂用。其中“工资”一项支出36元，是因为“此农人如不租田耕种，可往人家做工，一年可得工资三十六元，今不做工，便损失此项工资了。”由此可见，毛泽东在计算佃农一家的支出时，也把可外出做工的工资这项“机会损失”，即选择一项收入所损失的另一项收入，考虑进去了。

在“收入之部”，毛泽东把佃农一家的全年收入划分为“田收”“喂猪”“冬季或砍柴或挑脚”和“工食省余”等4个收入“科目”，其中“工食省余15.72元”，是因为佃农“九、十、十一三个月出外砍柴挑脚，不在家里吃饭做事，应从支付项下除去这三个月一个人的伙食和工资。每月伙食二元七角四分（谷六斗二元四角，油一斤二角五分，盐十一两九分），三个月共八元二角二分。工资每月二元五角，共七元五角。二项共十五元七角二分。”佃农1年有3个月的农闲时间外出做工，不在家吃饭，也不会发生工资的“机会损失”，省下的饭钱和没有发生的“机会损失”，毛泽东都算作了收入，算计之细实属罕见。这种“收入”属于选择一项收入所减少的另一项支出或损失，比照“机会损失”的概念，可以称之为“机会收益”。

毛泽东在此运用的“机会损失”和“机会收益”理论可以并称为“机会损益”。尽管当时他没有提出此概念，但实质重于形式，他已经把“机会损益”的算账原理运用到了调查研究的实践中。这也证实我国当时的民间会计实践中已经存在着“机会损益”算账智慧，但没有被系统地总结成理论。

毛泽东的“机会损益”理论是他基于我国古老哲学思想、民间传统会计理论和自身的会计实践与会计功力，率先奉献出来的：有阳必有阴，有收必有支，因而，有“机会损失”也必有“机会收益”，具有完美对称性才是完整的会计理论学说。毛泽东的“机会损益”理论不仅证实会计真理都来自实践，也在提醒：我国五千年文化，尤其是三千年会计史，或许还有很多好东西没有被挖掘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