营改增的前世今生(文字版)

2016年的两会，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面最令人振奋的消息就是从2016年的5月1号开始，营改增就推广到所有的行业，从此，营业税就会被扫入历史的垃圾堆，营业税条例就会被作废掉，所以我们这一期的节目就围绕着营改增这个话题，详细的为大家解释一下营业税的来龙去脉，它的前世今生。

说营改增我们就不得不回到20年前，在90年代，中国所面临的那次的分税制的改革。分税制改革产生的初衷就是重新调整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财政分配关系。在以前，中央政府与地方采取承包制，按照固定金额来分配财政收入，这样就导致中央政府占整个政府财政收入的比例只有30%，产生的结果就是手上没钱，下面人就不听你话，所以当时在朱镕基副总理的领导下，把按照固定金额分成改为按照固定比例来分成，那么，按照固定比例来分成的话呢，就重新需要在税制上面划分清楚哪些财政收入属于中央财政收入，哪些属于地方财政收入，为此，财政部和国家税务总局就执行了一套完整的增值税的税法，但是这一套增值税税法在跟地方征求意见，讨价还价的时候发现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们知道增值税是中央税，中央政府拿大头，地方政府拿小头，那地方政府马上就会面临到税源流失，财政收入不足这样一个局面，所以必须要为地方政府保留一块财政收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不得不把增值税法肢解掉，人为的产生了一个营业税法。就把增值税的征税范围里面，税基不怎么流动的这一块把它作为营业税的课税范围。而把税基会流动这一块，比如说货物这些作为增值税的课税范围，成为了一种很奇葩的法制体系，在整个税制中就同时保留了增值税和营业税这两套税制。

我们反观一下全世界开征增值税的这些国家，普遍只有一套增值税的税制，无论是欧盟还是台湾，那么我们在做出增值税和营业税划分的时候，主要的一个标准就是看税基会不会流动，比如说货物，它从上海生产出来以后，转运到了成都，又从成都卖到了西藏，在这个过程中来讲，如果这个税由上海来征收，由成都来征收或者由西藏来征收都不妥，因为这个货物在不停的流动，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这个税全部由中央政府来管理，这样的话，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来分配这个税收收入，这样有利于解决地方与地方之间税源划分和争夺的问题。但是对于像劳务这种，它一般呢就是本地的企业在本地进行提供，这个本地企业主要就是享受了本地政府的公共服务，所以对这种税基不太会流动的就把它作为营业税，这样的话，就把增值税中的简易征收搬到了营业税里面，就成为了营业税里面最普遍的征税方式。

增值税和营业税这两套税制确定了以后，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增值税，我们之前的增值税属于生产型的增值税，也就是固定资产是不能抵扣进项的，据说，当时做出这样的规定主要是为了遏制固定资产的投资，如果有印象的小伙伴可以回忆一下，由于邓公南巡，在93年的中国面临一个高通胀的一个压力，地方政府的投资热情是无法遏制的，因此从税收制度上面来讲的话，规定固定资产不得抵扣进项，从而来遏制对固定资产的投资，这种税制到了09年才得到修改，我们修改了增值税条例，允许把机器设备来抵扣进项税，那么2016年营改增的推广，进而呢允许房屋建筑物可以纳入进项税的抵扣，这样，我们整个增值税的税制就变得流畅了。

下面我们回到营业税的税制，营业税的税制从一开始就存在先天不足，什么叫先天不足呢？它是把增值税那套当中简易征收办法拿到了营业税里面，那么简易征收办法就会面临一个重复课税的问题，比如说，做砂石水泥的，把这个砂石水泥卖给了建筑公司，建筑公司是不能够抵扣增值税的，建筑公司又把盖出来的房子卖给房地产公司，建筑公司在这个里面要交一道营业税，房地产公司把房子卖给个人的时候也要缴纳一道营业税，在整个过程中，营业税就会一直征收，这样就出现了重复征税，那么为了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就在营业税里面引用了增值税中的税基抵扣法，就是叫差额纳税，以来缓和这个重复征税的问题，但是这个差额纳税不是一个长久之计，因为它不能彻底解决重复征税，比如说，我们前面讲的这个例子里面，虽然这个建筑公司总包单位可以扣除分包后的余额来缴纳营业税，但是，它是不能抵扣它上游的砂石水泥的增值税的，所以从这个角度就会发现，营业税的差额征税它不能普遍的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由于它不能解决重复征税的问题，就为中国的产业发展留下了税制上的问题。所以，当中国政府在做十二五规划的时候就会发现，在我们的十一五规划里面没有完成几个主要的指标，其中一个指标就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没有达到预期，这个主要原因就在于我们的税收不鼓励服务业的发展，我们都知道我们成为全世界制造业大国，这个里面和我们货物出口时可以享受增值税的出口退税是息息相关的，但是我们在服务出口或者劳务出口的时候却没有营业税退税的机制，就导致中国的企业在这种税制下面，会拼命的去做大做强制造业，但是服务业发展却很缓慢。

所以，有识之士就开始意识到，中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我们的税制就必须做进一步的改革，那么这个先行者是谁呢？就是我们现任的中国政协主席俞正声同志，他2007年到上海就任市委书记的时候就发现，上海这个时候已经面临产业空心化，它传统的制造业的优势，比如说我们以前80年代说的三大件，上海的缝纫机、自行车、手表，这些行业因为不断高涨的人工、土地成本，在上海已经无法立足，全部都转移到了苏州、无锡，留在上海的主要就是服务业和金融业，这个时候上海就会直接面临着来自香港、新加坡的竞争，香港和新加坡的税制的特点是什么呢？他们是一个自由贸易区，在这种自由贸易区下面，它对货物的往来是不征税的，除了少量的，像汽车这些奢侈品以外，他没有中国大陆这种增值税和消费税，它主要是以所得税为主的，在这种税制下面，香港和新加坡，面对的上海，先天具有税收上的优势。所以，俞正声到了上海之后，就首次提出上海试点搞营改增。所以我们的营业税改增值税从90年代的分税制改革以后，实质上在我们行业内部在讨论营改增的话题是不绝于耳的，但是呢，就像李克强总理在他就任总理的记者招待会里面提出来的一句名言，说“改变利益格局比改变人的思想要难”这种固化的利益格局的推动是非常难的，所以要感谢俞正声同志对改变税制所作出的贡献。那么这样的话，从上海试点营改增以后，到了2016年，全面的推行营改增，之后中国的经济环境又发生着一个变化，就是我们现在的经济环境在面临着不断下行的一种局面，中国的制造业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可以说优势已经不在，比如说，有学者就做过调研，如果说美国的制造业成本是100的话，那么现在中国制造业的成本已经是96了，随着土地、人工成本上涨以后，我们的制造业已经没有优势可言，所以我们现在制造业必须要像德国一样，必须面临着工业的再次转型升级的计划，除此以外，为了应对经济的下行，我们的服务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也是迫在眉睫，比如说，我们做一个国际间的比较，我手上呢有2013年美国的数据，在美国2013年的服务业也就是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高达79%，而中国到2015年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才刚刚超过50%，那么中国的发展水平仅仅只是相当于美国70年以前，也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候的水平，从这个角度可以发现我们的服务业，特别是现代服务业实际上还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特别是服务业属于劳动密集型产业，对于解决就业问题，从而解决制造业产能过剩，在员工不断下岗，在消化下岗员工方面有很大的作用，所以我们这次营改增的推广，为整个服务业的发展，为整个中国经济的转型换代不会减速，可以说是起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