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开财源”王安石

王安石是宋朝著名的改革家，是北宋新旧之争的源头。所谓的新，就是他推行了一系列的经济改革措施，以他为首，形成了新派，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则成了旧派。历史上对王安石的改革褒贬不一，毁誉参半。我们主要分析提炼王安石改革中的治国理财思想。

广开财源

王安石的理财观主要是开源。他认为：“盖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自古治世，未尝以不足为天下之公患也。患在治财无其道耳。”也就是说，在他看来，当时宋朝财政积贫积弱的根本原因，不是开支多了，不是“用不节”，而是生产、收入少了。如果生产多了，钱财便会源源而来。所以他强调，要用天下之力，生天下之财，供天下之费。

围绕开源这一理论，他进行了一系列结构型的改革：“方田均税法”、“募役法”、“均输法”、“市易法”等等。

方田均税 ：熙宁四年（1071年）八月由司农寺制定《方田均税条约》，分“方田”与“均税”两个部分。“方田”是每年九月由县长举办土地丈量，按土塙肥瘠定为五等，“均税”是以“方田”丈量的结果为依据，制定税数。方田均税法清出豪强地主隐瞒的土地，增加了国家财政收入，也减轻了农民负担。这一措施严重损害了大官僚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他们强烈反对。

募役法：又称“免役法”，熙宁三年（1070年）十二月，由司农寺拟定，开封府界试行，同年十月颁布全国实施。免役法废除原来按户等轮流充当州县差役的办法，改由州县官府自行出钱雇人应役。雇员所需经费，由民户按户分摊。原来不用负担差役的女户、寺观，也要缴纳半数的役钱，称为“助役钱”。即交钱免役。这一措施使得农民从劳役中解脱出来，保证了劳动时间，促进了生产发展，也增加了政府财政收入。

均输法： 早在西汉桑弘羊时此法就曾试行，唐代以后各郡置均输官，达到“敛不及民而用度足”。熙宁二年七月，为了供应京城皇室、百官的消费，又要避免商人屯积，在淮、浙、江、湖六路设置发运使，按照“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从便变易蓄买，以待上令”的原则，负责督运各地“上供”物质。意在省劳费、去重敛，减少人民的负担。

市易法：　熙宁五年（1072年）三月，颁行市易法。由政府出资金一百万贯，在开封设“市易务”（市易司），即政府出资本金成立一家国营商业企业（兼营银行贷款业务）。在平价时收购商贩滞销的货物，等到市场缺货的时候再卖出去。同时向商贩发放贷款，以财产作抵押，五人以上互保，每年纳息二分。用以达到“通有无、权贵贱，以平物价，所以抑兼并也。”市易法增加了财政收入。

兼顾节流

其实当时宋朝深患“三冗两积”之泥潭而无法自拔。三冗，即冗官、冗兵、冗费；两积即积贫积弱。并不是光开源就可解决的。王安石也看到了这一点，所以在广开财源的同时，他兼顾“节流”。

熙宁二年王安石执政后，请设“三司条例司”，此后神宗命考核三司簿籍，在王安石主持之下，将一岁之费用及郊祀大费，编成定式，根据定式开支，并根据定式审查各项费用的开支情况，以防滥用失常。即在考核三司簿籍的基础上，也就是历史数据的基础上，对一年的费用开支包括郊祀大费，都进行了预算，确定了开支项目的内容、明细与金额，所有开支都要按预算进行开支，而且要对照预算进行审查，以防滥用失常。

这一措施的施行，起到了立竿见影的效果，在较短的时间内，便“裁减冗费十之四”。

失败告终

王安石的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取得了效果，充实了当时的国家财源，为积贫积弱的北宋经济打了一剂强心针，一度改变了国家财政捉襟见肘的窘迫状况。

但由于这些政策一是施之过急，二是在执行过程中的扭曲，被异化为官员鱼肉百姓的“正当”手段，缺乏有效的监督保障。比如，实行青苗法，政府规定利率为20%，官员擅自提到30%，结果新法实行之后连年自然灾害，官员逼债，农户纷纷破产，连富户也无法幸免；政府要平抑物价、抑制私商，官员就用更坏的官商代替私商，市场、货源、价格被政府高度垄断，百姓被盘剥更严重。虽然变法增加了财政收入，但以民穷为基础的国富却难以持续，最终导致社会怨声载道，民不聊生。

当然最根本的原因是触及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他们肯定不会坐以待毙，肯定会极力反抗，而以小农经济为主的封建社会，地主阶级是实力最强的阶级，他们的反对必将会让王安石的改革流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