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江陵汉简看大汉税收

“江陵汉简”是1973年至1974年于湖北省江陵县凤凰山发掘出土的西汉简牍。这批文物史料刊登在《文物》1974年第6期。弘一、黄盛璋对这些简牍进行了考释；郭道扬先生在《中国会计史稿》（1982年版，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上册）中更是从会计的角度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这一对税收的会计记载，让我们不仅得以管窥大汉之会计，更可以揭密大汉朝税收之真相。在前述大师们研究的基础上，笔者对此进行研究，也有些许个人之心得。

一、人物

这批汉简记录的主要人物名“张偃”，他是西汉文景时期掌管市阳、郑里两地赋税征收的一个地方官吏。他管的事多且杂，光是在市阳和郑里两地征收、缴纳口赋和其他赋税的账簿就有三种。

二、税收账

郭道扬先生根据江陵汉简对张偃所管的税收账进行了分析，大致划分为三类，即“口赋簿”、“吏俸簿”、“传徙簿”。

1.口赋：很好理解，就是按人征收的，相当于人头税。

2.吏俸赋：应该是算赋的一种。算赋是汉代出于军备目的对成年人征收的一种税，始创于汉高祖四年（公元前203年），据《汉仪注》记载，当时规定“民年十五以上至五十六出赋钱，人百二十为一算，专为治库兵车马”。也就是说，算赋直接以可用为军备的成年人为征税对象，和口赋一样，也属于典型的人头税。

3.传徙：也应该是当时的一种税目，但不见于史书，有可能是当时向农民征收粮谷、刍、稿的传运费。

张偃的税收账，就是按日常的分期核算和三种不同的税种分别设置的，在三种簿书中，分别按户进行核算，或不分户名序时流水式地进行登记。是一种汇总与综合的会计簿书。基本格式为上收下付，收付一致，如实反映三种赋税月收、月缴、月清、月结的情况，说明这种簿书已具有后来“总清账”的性质。

上述内容都是根据江陵汉简五号木牍分析而来的，根据作者对五号木牍的分析，还有一个发现：张偃在计算税收时，其税收基数基本是固定的。比如他在计算市阳的三种税收时，分别采用了三种基数；120、112、109，除了这三种基数外，再无其他基数。他在计算郑里时，基数就只有一个了：72。也就是说，张偃当时的计税方法应该是一致的，有一定的制度与规定，不会厚此薄彼，做到了一碗水端平。特别是120，这个基数与人百二十为一算，是极其吻合的，也就是吏俸赋的计算基数是固定的。

除上述三项税收之外，江陵汉简三号木牍中对代征刍稿也有记载，如“平里户刍廿七石　稿上户刍十三石”。根据《汉书》和《汉官相仪》记载，刍稿属于农业赋税的一种，西汉时代刍稿是按户、按田亩征收的，汉简上按“平里”、“稿上”设户，是将两地农户所交纳的刍稿汇总在一起进行税收记录，各类应交多少，那些是以钱代刍，以稿代刍交纳的，每一项都进行了详细的汇总记录。这里的“平里”户、“稿上”户都有明确的指向，具体缴纳多少也有明确的数据。

从以上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市阳和郑里的百姓，至少要交“口赋”、“吏俸”、“传徙”和“刍稿”四种赋税，这还只是在出土的江陵汉简里面记载了的，没有出土的，没有记载的也许更多、更多。

三、商业及田租账

除了税收账外，张偃还有另外两本账。一本是商业账，一本是收田租的账和放谷种贷的账。如此多的账由他一人来登记、计算，可见此人不仅精通算术，还要精通会计与税收，这在当时肯定是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的人物，或者他手下设置配备有专门的记账会计与核算会计，或者税收会计，不然他一个人实在忙不过来。在会计电算化的今天，笔者认为其工作量也很繁重。

基于以上原因，笔者揣测：张偃应该是主管这些账务或税收的官员，具体记录与核算，应该另有人选。

正是无数个张偃这样的地方官，以及无数的市阳和郑里的地方赋税，作为经济基础，方才构成了大汉帝国庞大的上层建筑，以及大汉朝彪炳史册的文治武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