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山公司的会计改革

梁山公司在白衣秀士王伦的手上，其会计秩序很简单：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典型的家门口打劫，我的地盘我做主。

到了晁盖手上，公司的会计秩序有所改变。此路虽然还是我开，但从此过，有的需要留下买路的财，有的则不需要。留下买路财的，都是些经过的贪官污吏，往来官员及豪绅等，而贫民百姓则不需要留下买路财。同时，晁盖手下的业务，不单单是在家门口做，还走出去了，冲州撞府，三打祝家庄，接连打破高唐州、青州等，这一走出去，才发现外面的世界有多精彩：光在祝家庄，得粮五十万石；光在青州府，府库金帛，仓库米粮，就装载了五六百车。

到了宋江手上，公司的会计秩序更是发生了前所未有的改变。随着公司的发展壮大，人员成分也越来越复杂，各种思潮都在其中涌动。

创新与个性得到充分彰显。梁山公司的每个头领上山，都有自己一番独特的经历，在上山的过程之中，其个性特点得到了充分的彰显。从个体看，上山有自愿的，有非自愿的；冲破旧秩序，有主动的，有被动的。

一干英雄中，如宋江、林冲等都是极不情愿告别过去，具有深厚的怀旧情节与守旧情绪，他们原本是不想创新的，也不愿意创新，但在官逼民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极不情愿地铤而走险，冲破了旧的秩序，来到这一新的组织体系之中，适应着新的秩序。

与宋江、林冲相比，鲁智深、武松等则截然不同。他们对旧秩序极端不满，他们决然毅然地开始了创新之路，虽然他们和旧秩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他们一旦清醒地认识到了旧秩序的特点之后，便义无反顾地与之进行了决裂，在决裂过程之中，他们独特的个性，得到了充分的彰显。

从组织体系内部分析，公司就是一个大杂烩，三教九流，鱼龙混杂，各种思想都在其中萌动，其中不乏源自内部主动革新的要求。第七十五回“活阎罗倒船偷御酒，黑旋风扯诏骂钦差”中，李逵扯了诏书，说你的皇帝姓宋，我的哥哥也姓宋，你做得皇帝，偏我哥哥做不得皇帝！虽是李逵一人所说，却代表了一部分人强烈的愿望，如鲁智深，如武松等。

在梁山公司这一新的组织体系之中，上山的每个头领在上山的过程之中都曾张扬过他们的个性特征。正如世上没有两片相同的树叶一样，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本领，这种众多的个性，猛然之间聚集到一起，难免不会发生碰撞。多数官吏类出身之人，则不会同意李逵的主张。如关胜、杨志、林冲、呼延灼、秦明、花荣等等，他们都有强烈的怀旧思想，他们都想名正言顺地回归正统，也就是那个他们曾经打破过的旧秩序。

这是一个博弈的过程。在这个博弈过程之中，每个头领先期做的都是选择题。梁山名义上的董事长宋江试探着各位股东，建议性地提出了自己的主张：招安。也就是杨志等人喜欢的回归正统，那个他们曾经待不下去的旧秩序之中。也就是说，宋江在带领梁山公司的股东们在打破了财务会计的旧秩序之后，却没有建立新秩序的愿望与努力；刚开始如无头苍蝇一样，四处乱撞，撞了一阵，经历了最初的迷惘之后，又回到了原点，自己最初冲破的那个旧秩序之中。但是内心里自我安慰：对旧秩序进行了改良，如今打的旗号是“替天行道”，天子的道，就是那个旧秩序，他们认为是好的，只是天子的道受了阻塞，梁山好汉来疏通，这便是他们的改良！与李逵等的创新具有天壤之别。

中国人的保守思想比较严重，历来讲究稳重，信奉的是儒家的中庸之道。梁山好汉在宋江的领导之下，信奉的也是这种正统思想，一如会计人注重稳重一样，这导致了创新需要更大的勇气与魄力。这也体现了东西方文化的差异。西方社会讲究崇尚自由，追求个性，善于接受新生事物，敢于创新，注重自我实现。其实水浒中也有这些优良的品质，但这些优良的品质最终淹没到了国家和集体利益高于个人利益之中。中国大众普遍尊崇社会伦理，习惯于按规则行事，哪怕是潜规则，也要遵守，更不要说造反了。一比较就可以看出，东方文化在思想观念上偏向于传统和保守。

其实早在民国时期，中国的会计改革，就存在着改良和创新之争。改良就是对中式传统会计进行改良，而创新则是全盘西化，引进西方的借贷记账法。当时两种思潮并存，一方面，部分企业和单位引进了西方的借贷记账法，而另一方面，部分企业则是在原有的中式会计基础上进行了改良。但纵观中国会计的发展历史，最终是创新派占了上风和主导地位，同时，在引进创新的同时，也考虑到了中国的实际。如会计准则就经历了与国际接轨、趋同、一体化的过程，这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梁山公司的路径选择，也是一个渐进式的过程。

在路径问题的选择上，梁山公司既有内部的冲突与融合，也有外部的冲突与融合。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特点和规律，也有不同的生存方式。招安前，梁山公司是民营企业，利润分配是“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大秤分金银”；招安后，梁山公司便成了国有企业，所有收入都要上缴国库，所有支出都由国家拨付，梁山公司再想过那种没有管束的日子不可能了。

经过一番抗争后，梁山公司最终走上了“回家”的路。也就是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梁山好汉们最终只能做判断题：招安好，还是不好？但无论梁山股东们如何判断，都已经是马后炮了，因为他们的头领宋江已经代他们做出了决定，领着他们“回家”了。但统治者还会让梁山好汉们平安的回家吗？显然是不可能的。所以宋江一干人等最终成了他们曾经打破的旧制度、旧束缚、旧秩序的殉葬。

但在这种转型的过程之中，仍然有标新立异者。鲁智深与武松是一类，他们选择的是逃避：鲁智深看破红尘，经过自己不懈的创新努力，在旧的制度与体制下，想要成功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赤条条来，赤条条去。武松也从鲁智深的坐化中得到了启发，表面上自己相当于废人一个，正好以此为借口，免得回到那个旧的束缚之中；燕青是一类，他选择的是自我，有点陶渊明的味道，“纳还官诰不求荣，洒脱风尘过此生”；而最具创新精神的当属李俊，他和童威、童猛以及太湖结义的费保等兄弟们，一起到化外之国，李俊成了暹罗国之主，童威、费保等都做了化外官职，自取其乐，另霸海滨，重建秩序，新筑乐土。可见梁山公司中只有李俊的改革与创新才是最彻底、最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