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起来看】关于产业政策和房地产市场的实务钻探

2016年中国经济总体上不仅延续了中高速发展的势头，又出现了不少积极变化，经济企稳向好与创新创业兴起，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加快成长。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改造提升传统动能，培育壮大新动能，当前有必要审视钻探产业政策和房地产市场的“深层”情况。

产业政策有没有用？产业政策要不要？某种程度上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

即使从主流经济学理论出发，也有不少经典的数学模型和论述来解释政府干预的合理性，比如当出现信息不对称、存在外部性、导致协调失灵等状况时，政府就不应置若罔闻。实践充分证明，市场失灵的情形不是想象和臆造，而是大量呈现的经济现象和事实。

回顾中国改革开放史，一个不争的事实是产业政策对经济发展发挥了重要的推进作用。政府相继出台与产业发展相关的特定措施，这些措施以规划、政策、目录、规定等形式形成了集成性产业政策，成为中国制造业发展取得辉煌成绩的重要支撑。

我国改革开放进程中最成功的产业政策，就是开办产业园区、支持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加快发展。政府首先在深圳等地开设经济特区，对外商投资企业提供土地、税收、能源等政策优惠，然后将这一经验复制推广到全国。中国制造业一路高歌猛进，制造业增加值在21世纪初赶上德国，2006年超过日本，2010年追上了美国，现在已经稳居世界第一。中国不论是制造业的产量、进出口，还是从业人数都在全球领跑，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业大国。如果说中国制造“从小到大”的巨变不是奇迹，那没有什么可称之为奇迹。

当然，中国制造还存在着“大而不强、大而不优”的制约瓶颈，即在关键基础零部件、关键技术材料、先进基础工艺、先进技术标准上有待突破升级，必须说，这背后仍离不开产业政策的精准支持。正像高铁、核能等高端装备制造业占领世界产业高地得益于国家产业政策一样，未来的中国制造业整体迈向中高端水平同样基于“产业政策要准”。

尽管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背景、文化、体制等方面有差异，各国产业政策在目标、措施、重点上有所不同，但都在运用产业政策，通过产业政策在不同领域、不同角度发挥作用。比如，近年来美国提出了“先进制造伙伴计划”和“先进制造业国家战略计划”；日本实行了“产业重生战略”，德国发布了“关于实施工业4.0战略的建议”，这些都是不同国家运用产业政策的具体例证。

既然如此，那为什么经济学界对“产业政策”如此怀疑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实际政策的操作过程。换言之，就是在现有的实证研究中，对“产业政策”的效果评估结论各不相同，缺乏系统性的支持。

以我国汽车产业政策为例。1994年，国务院公布第一个《汽车工业产业政策》；2004年，改进完善的《汽车产业发展政策》出台。不能不说一开始的“以市场换技术”政策为“大”的建立发挥了作用，但汽车产业当下的发展没有“强”的形成让人不免摇头。

中国汽车工业之所以没有真正实现“以市场换得技术”，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合资中没有具体的研发要求，没有转让技术的时间表。一句话，没有在产业政策的高度上制定相应的游戏规则。

加入WTO最初的五年保护期内，最应该受到保护的汽车市场，却被外资巨头以合资“雇佣军”的方式所蚕食。在合资公司内部，从研发、采购、产品规划等各个运作环节，基本都是外资控制和主导。此前的汽车产业政策鼓励我国汽车集团与国外汽车合资，之后形成“万国牌”，某种程度上就是忽视了自主品牌创新能力建设。

不能回避，正是当初“不准”的产业政策造就了今日汽车工业大而不强。像我国这样的汽车制造业大国，由外国公司单极主导的现象是不正常的，至少应该有一家自主品牌能够在这个市场上占有20%的市场份额。中国现有120多家整车厂中，谁是现有中国汽车业的主导者，谁是旧的地方垄断利益的代表者，谁缺乏竞争优势和资源迟早要被淘汰，谁又具备自主知识产权和品牌潜力代表中国汽车的未来？这都需要产业政策高瞻远瞩、精准施策。提供新能源汽车补贴，要提供给需方（购买方），不能给生产方。补贴到什么时候退出，应该事先确定一个时间表。补贴不能保护落后，更不能成为寻租的“租金”，以真正起到促进新动能、新经济结构的形成。

当前汽车自主品牌正处于最艰难的战略相持阶段，也就是攻坚阶段，这其中，更离不开国家产业政策指挥棒给予的精准支持。惟有大力支持自主品牌，提高汽车工业的自主创新能力和品质，解决汽车产业发展带来的资源、能源、环境、交通问题，以全产业链协调推动工业和相关服务业转型升级，我国才能建成汽车强国。

倘若以汽车产业政策过去“不准”来推定产业政策应当废除，那就错的离谱了。当前亟需跟进的产业政策就是加大对重点企业兼并重组和产业整合的支持力度，发挥产业投资基金作用，吸引社会资本参与，实行市场化运作，推动重点企业战略性重组，实现产业链整合及产业融合，通过资源重新配置降低企业杠杆率，进一步提升优质企业竞争力。

要想产业政策不跑偏，就必须坚持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两只手弹钢琴，否则一如无头的苍蝇。

房地产市场

今年以来，各地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房地产“去库存”取得了一定成绩，但也出现了部分热点城市房价上涨过快的问题。有鉴于此，近期多地出台有关房地产限购限贷政策，目标是一市一策，给虚火降温。总的方向是，一线城市要控制住，二线城市要稳定住，三四线城市要活起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出席中葡论坛第五届部长级会议时指出，从房地产市场来看，中国新型城镇化今后还要经历相当长的过程，住房需求将呈增长态势。针对当前中国房地产市场的一些分化态势，要强化地方政府的主体责任，因城因地施策，保障居民基本住房需求，努力实现住有所居，而且要采取有效的措施，符合国情、城市特点的措施来促进房地产市场稳定健康发展。

检视工业社会以来人类短暂的经济增长历史，同时也是房地产成为推动几乎所有国家增长重要引擎的历史。通过研究美国房地产市场66年（1950-2015）的历史数据曲线发现，房价长期向上、易涨难跌，美国房产只在1970、1991-1992和2008-2011期间三次下跌，其他年份全部上涨。日本房地产市场的持续下跌是孤例，迄今为止，日本创造了房地产市场泡沫破裂后长达十年依然未能恢复的唯一记录，盖因日本城镇化率接近90%、人口老龄化严重、当年主动操作日元升值捅破泡沫等所致，与我国现在的房地产市场和宏观政策情况没有任何可比性。某些媒体和论者拿日本的情况做类比，显然是文不对题。

国际历史数据显示，在城市化基本完成后，经济增长放缓，住房需求基本得到满足，新增住房需求减少，存量交易、二手交易成为不动产市场的主流。日本分界点(1992年)的城镇化率是77.6%，而美国分界点(1982年)的城市化率是74%，可以说，75%左右的城镇化率是判断一个国家经济发展周期的临界点。

相关数据表明，在快速城市化阶段，尚无房价持续下跌的先例。在城镇化率达到60%之前，名义房价很少出现超过2年的连续调整，且房价累计跌幅一般不超过10%。我国201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56.1%，户籍城镇化率更低。在这一发展阶段，那些资源聚集的的大城市人口流入越来越多，住宅用地越来越少，不仅如此，房价被预期推动、成本推动、M2推动。与纽约类似，北京、上海都是特大经济体的核心都市，这类城市的最终房价与当地人口密度、当地购买力水平并不直接相关。如同纽约是美国的纽约，上海、北京是中国的上海、北京一样，这些发达城市的房价，尤其是高端住宅的价格，是由全国的购买力（甚至加上部分国际购买力）而不是本地的购买力决定的。

不管承认不承认，我国居民购买大城市的不动产，既包含居住属性，也有投资品（或称资本品）属性。一定意义上相当于购买城市的“股票”，不仅分享现在公共服务（发展机会、教育、医疗、养老等）带来的价值，还可以分享未来新增公共服务带来的价值。

因此，那些妖魔化“土地财政”的论点是站不住脚的，而“土地财政”这个词，存在很大程度的误导。土地出让收入本质上是融资（股票），而不是财政收入（税收）。在城市政府的资产负债表上，土地出让收入实质上属于“负债”。

切实解决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问题不能都靠商品房。保障的归保障，市场的归市场。面对房价不断上涨的态势，调控是必要的，但调控不等于限制居民买房，行政措施不能常态化，主要方向应当是一二线城市增加供应量，三四线城市“双暂停”，即暂停新增住宅土地供应和暂停新建住宅项目报建审批。经济学原理表明，增加供给才能降低价格。目前要坚持执行“双轨制”，保障房和商品房这两个体系不能偏废其一。

增加保障性住房的供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高房价，但只强调打压商品房无益于保障房建设。保障房建设需要数以万亿的资金，地方政府需要相关配套资金，钱从哪里来呢？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令人诟病的“土地财政”。当前应当引起高度重视的保障房建成以后大量被闲置，换言之，保障房还没有完全进入分配领域。

在一线城市要进一步加大住宅用地供应力度，加大中低价位、中小套型普通商品住房的供应比例，在满足刚性住房需求的同时，兼顾满足改善性住房需求。鼓励房地产开发企业自持部分住宅作为租赁房源，满足城市居民租房需求。

只要中国经济总体的中高速继续保持下去，只要稳健（灵活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格局不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市场就不会出现硬着陆。没有哪个国家会在内需旺盛的时候把房地产市场扳倒在地上，中国经济更不能接受房地产价格大起大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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