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只湿手”的税收故事

从中世纪开始，德国就是以一大帮小王国的身份出现的。普鲁士真正的第一位统治者，原是勃兰登堡（Brandenburg）的弗雷德里克·威廉（Frederick William）亲王（1640—1688），因此他被称为德国伟大的创立者。

弗雷德里克大帝则是伟大创立者——弗雷德里克·威廉的曾孙，史称他是一位“真正仁慈的暴君”。当然，他的仁慈不包括犹太人。他曾经制定了特别详细苛刻的反犹太人法规，甚至竟禁止犹太人结婚。弗雷德里克还按照中世纪的征管习惯，向犹太人开征集体税，实际执行中，可以直至没收一些犹太人的财产。

弗雷德里克显然是幸运的，他一继位就拥有了“足够的财富”，而这些财富都是他的祖先们靠长期的节俭积累起来的。可以说，弗雷德里克大帝为了一个仁慈的美誉，一方面用减税赢得臣民的赞誉，一方面增加政府开支，希望通过一系列耗资巨大的工程来提高德国国民的生活水平。问题是，“高开支的政府需要重税来支持，或早或晚，或者这种方式，或者那种方式。”可想而知，弗雷德里克仁慈的热情难以为继，最终只能事与愿违，背信于民。

而且，当他在进行一场军事战争，不幸被敌人占领了国库之际，其“仁慈的热情”，便只能变为廉价的抹布，必须服从帝国生存第一的铁律。在现实的绝望与无奈中，弗雷德里克为了缓解财政拮据的尴尬，他不得不发行皮革货币，幻想着以此来弥补空虚的国库。因此，不是病急乱投医，就是情绪失控，苛责大臣。

为了度过财政难关，克服财政危机，弗雷德里克大帝便亲自过问财政收入情况。有一次在内阁会议上，他就质问财政大臣，为什么臣民交了那么多的税，国库还是如此空虚，财政收入还是捉襟见肘，还是不能满足帝国日常运转的需要？臣民交的钱究竟都交到哪里去了？为了直观明白地回答弗雷德里克大帝的质问，财政大臣便让侍者送来一块冰，然后把这块冰送到离弗雷德里克大帝最远的大臣手里，再请大臣们一个接一个地把这块冰传递到国王手中。结果显然是，当这块冰从大臣们的手中一个接一个地传递到弗雷德里克大帝手中之时，就只能剩下“一只湿手”了。

睿智的财政大臣，之所以如此大费周折地回答弗雷德里克大帝的财税之问，质言之，不过是想委婉地告诉国王，尽管臣民交的税不少，征税机关收的税不少，但如果税权和财权监督不到位的话，这些税收不是被官僚机构及其利益相关者贪污掉了，就是会被官僚机构及其利益相关者浪费掉，消耗掉。说穿了，“一只湿手”的背后，隐藏的是财税权力监督制衡机制的失效和缺位。事实上，财税统治的根本问题在于财税权力的民意基础坚实与否，在于如何有效地监督财税权力，并防止其滥用腐败，侵害纳税者的利益。

有意思的是，沈从文先生在他的作品中，也对这种征税权缺乏监督制衡的现象做了大量描述：“一作了委员，捞钱的方法很简便。若系查捐，无固定数目派捐，则收入以多报少。”“这笔钱从保甲过手时，保甲扣下一点，从乡长过手时，乡长又扣下一点点，其余便到了委员手中，通过层层盘剥，真正交到上面的就所剩无几。”这显然说的是税收征管权力监督问题。征管权力监督失效，无疑也是一只巨大的“消冰的手”。

一言以蔽之，“一只湿手”的税收故事，对古今中外的税收治理者都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道理在于，税权是税收管理者独自拥有的、迫使纳税者一种不得不服从的一种强制力量，它是征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分配公正与否的前提。一方面，税权的合法性非常重要，直接决定征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分配的公正与否；另一方面，对税权使用过程中可能存在的滥用现象进行有效遏制也十分重要，间接决定征纳税人权利与义务分配的公正与否。

总之，“一只湿手”的税收故事启示我们：税权合法性及其监督问题一日得不到实质性的解决，文明科学的税收治理便不可能宣称已经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