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税创新|《纳税筹划的骨胳》(中)

引子：

亚当斜倚着绵软的身体，伸手去触碰那赐予他生命的上帝，而上帝背后的袍子勾勒出大脑的形状，则暗示着上帝传给亚当的火种不只是生命，还有智慧。画面中两个指尖即将接触，似乎即将迸发出火花，这一幕成为了整个创世记的象征。

——米开朗基罗于西斯廷教堂的天顶画《创造亚当》

书接上回，那纳税筹划理论，特别是符合中国国情的纳税筹划理论的研究，该如何入手呢？

一、纳税筹划的研究起点

税收筹划也好，纳税筹划也罢，不得不承认它是个地地道道的“舶来品”，对于我们这些中国“土著”学者，又该如何对它开展研究呢？那我国的纳税筹划理论研究思路是不是就如人们常说的“要与国际先进理论接轨，又要立足中国的制度环境”呢？我的答案是，否定的！

我的观点是：“先立足于中国的制度环境，再与国际先进理论接轨。”

最近，我读了厦门国家会计学院黄世忠教授的《中流自在行——我的会计学术体会》从中找到了共鸣。该文中黄世忠教授在谈到“如何确定会计研究定位问题”时，有这样一段话：对于学术研究来说，应当摈弃照搬国外文献中的理论框架和数学模型来研究中国的会计问题，用国外的数学模型和中国的经验数据来检验国外研究结论在中国的适用性。这种貌似高大上的研究模式既不具备学术原创性，也不接地气，对中国会计实践缺乏指导意义。学术界应进一步关注新兴加转轨的具体国情和制度安排，创建基于中国制度环境的会计学术研究框架，把中国的会计问题，置入到国际规范的研究范式中。

看到上面的话，我只能说：黄教授，你说得太好了！

而具备中国特色的纳税筹划，应具有本土性的典型意义、原创性的研究特色，并围绕中国纳税实践的案例去展开理论研究。我认为，研究中国的纳税筹划就要从中国的税制开始研究起；要做中国的纳税人开始研究起；要从中国纳税人面对税收的态度开始研究起；要从中国纳税人为什么偷税开始研究起。

是的，你没看错，我认为研究中国的纳税筹划，必须从中国纳税人为什么偷税开始研究起。

关于 “偷税”这个问题，是每个真正研究“真的纳税筹划”的研究者所不能回避的！例子我就不举了，道理我也不讲了，一句话，它是任何人都不能否认的、普遍的、现实的社会问题。而我对“偷税”这件事是有个人态度的，此前我在《致白蚁，我对偷税者的态度》一文中说：我们研究“偷税”的目的，并不是为单纯打击“偷税”行为本身或多抓几个偷税者，而是为了探究“偷税”的成因，而让“偷税”这种事儿少发生、偷税者少出现。而社会现实是，没人愿意真正去了解对方。试问，我们在指责偷税者时，是否真的能放下鄙夷，平等地、真诚地，向偷税者说：我们为什么必须这么做呢？我们是否还有选择其他的可能？作为一个税法学者，有责任引导纳税人利用纳税筹划工具进行纳税管控，从而实现其私人财产权的保障。另外，我们还有义务引导纳税人通过合法手段维护合法权益，从而主动放弃野蛮地非法对抗。求仁者得仁，求真者得真。我们能否用真的纳税筹划，在偷税者灰色的心灵上播下一颗有温度的种子，还他们另外一个温暖而动人的结局。

当我写完上面的话时，我认为我已找到了纳税筹划的研究起点， 我想也应是中国纳税筹划的研究起点。

二、纳税筹划研究的基本方法

天才的投资家查理?芒格研究问题时，他会采用多模型结构的工作方式，从数学、经济学、工程学、心理学和其他学科的角度一起来审视。跨学科的管理大师詹姆斯?马奇谈到如何研究和解决问题时，则提倡“以经验问题为原点，整合跨学科领域知识来分析问题”的观点。黄世忠教授在谈“研究思维”时说：信息技术进步打破了学科边界，会计界应当与时俱进，发扬“跨界思维、跨界创新、跨界竞争、跨界颠覆”的精神。俗话说：大师所见略同。

所以作为纳税筹划研究者，我们所要具备的一项基本“技能”就是“利用非税务知识，解决税务问题”能力，也就是业界常说的“跨界协同”能力。而“跨界协同”本身，既是未来纳税筹划研究的基本方法，也是纳税筹划研究的基本方向。正是基于以上观点，便催化了我的“纳税筹划工程”概念的诞生。当然，纳税筹划工程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工程。它的本质还是纳税和财务，它是要创造性地运用各种工具（如财务、金融、投资、管理，商业模式甚至哲学与艺术等等）和策略来解决财税问题。纳税筹划工程学是借用组织工程学的概念，把一个一个的非税收工具（如金融创新工具等）作为零部件，去构造一个一个的解决财税问题的办法与方案。一切工具皆“为我所用”，以解决纳税问题为核心，去寻找一切可利用的工具。纳税筹划人员的主要工作就是，将这些可利用的工具进行排列组合，从而创造出新的商业模式、盈利模式和管理模式，让它们产生出不同以往的、更大的商业现金流，进而为纳税人创造出合理的税收收益。

而这种“跨界协同”的创造能力，我称之为“纳税创新”能力。 

那问题又来了，在当前税收环境下，能否举例说明，有哪些“跨界协同”工具能供我们纳税筹划时使用呢？ 

（本文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