亟待革除税费“烦苛”之弊

不久前，李克强总理在全国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要加快推进政府职能转变，以敬民之心，行简政之道、革烦苛之弊，施公平之策、开便利之门，推动双创深入开展，加快发展新经济、培育壮大新动能，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使中国经济的无限活力充分迸发”。

同时强调：“企业欢迎减税降费，更希望政府简政减权。放权不充分、监管跟不上，会增加企业运行成本。而这种高交易成本最终必然导致产品质量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降不下来，中国经济迈向中高端水平就会变成一句空话。”而且提出衡量简政放权改革成效三大标准，即要看改革后企业申请开办的时间压缩了多少；要看投资项目审批提速了多少；要看群众办事方便了多少。并要求今年再完成三个“消减”。一句话，要“相忍为国、让利于民”。

为何必须革除“烦苛”之弊

李克强总理之所以一再要求革除“烦苛”之弊，就是因为“烦苛”之弊，乃是抑制社会经济治理效率增长的重要原因。“烦苛”之弊大行之时，一定是整个社会活力衰弱，特别是经济活动效率大降之际。最终，必将消减一个社会的首创精神，导致全社会的停滞与贫困。

进而言之，“烦苛”之弊是自由的天敌，它的本质就是压抑和遏制一个社会的创造精神与活力。“烦苛”之弊是一切社会繁荣进步必须踢开的“绊脚石”。道理就在于，自由是每个人自我实现与社会发展进步的根本条件。自我实现就是充分发挥和实现自己的创造潜能，而一个人要充分发挥和实现自己的创造潜能，其个性的充分发挥是前提。而且，一个人个性的充分发挥与他享有的自由程度成正相关关系。即一个人得到的自由程度越大，其个性就越能得到充分发挥；一个人得到的自由程度越小，其个性就会越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所以，马斯洛精辟地指出：“从促进自我实现或者促进健康的角度来看，良好的环境应该是这样的：提供所有必须的养料，然后退至一边，让机体自己表达自己的愿望、要求，自己进行选择。”因此，既然自由是每个人自我实现的根本条件，那自由便是社会发展进步与繁荣的根本条件。常识在于，社会不过是每个个人的总和，每个人如果自我实现了，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创造潜能，那这个社会的进步与繁荣便是自然的结果。正因如此，穆勒才将“自由精神”叫做“前进精神”和“进步精神”，才敢于自信地说：“进步的惟一可靠而永久的源泉还是自由。”

毋庸置疑，这就是李克强总理做出：“烦苛管制必然导致停滞与贫困”判断，并且不遗余力地主张和推动“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理论根据。简言之，唯有给企业更多的自由，将“烦苛”之弊降到最低，才可能激活和点燃个体创获经济财富的原动力，才可能汇聚起“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源头活水，从而保证中国新常态下经济发展“双引擎”的高速运转，彻底走出经济下滑的担忧。

坦率地说，革除政府对经济活动管理的“烦苛”之弊，就是让每一个经济活动主体分享更多的自由，较少束缚与额外的负担，一心一意地专注于创获财富的经济活动，激发其自由创造的精神与活力，提高企业经营效率，促进整个国家经济社会活动的繁荣与进步。

毋庸讳言，最大的“烦苛”之弊，应是税收法令的繁杂苛细，具体是指税负与费负繁重，即税收立法、执法与司法过程的繁杂苛细。无疑，税费领域的“烦苛”之弊，可增加纳税者的经营成本，加剧经济主体的制度性交易成本，压抑纳税人全心全意创获财富的首创精神与积极性，从而降低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最终导致整个社会的停滞与贫困。

因此，古往今来，凡意欲有所作为的社会治理者，都会自觉革除“烦苛”之弊，以此作为主政的重要内容之一。据《汉书·文帝纪》记载：“汉兴，除秦烦苛，约法令，施德惠，人人自安。”唐代大诗人杜甫也在《秋日夔府咏怀》中感叹：“哀痛丝纶切，烦苛法令蠲。”而近代中国启蒙思想家严复在《原强》中指出：“其自由平等以观之，其捐忌讳，去烦苛，决壅蔽，人人得其意。”就是说，只有给民众充分的自由，去除“烦苛”，才能隔绝蒙蔽，解放思想，激发人的创造精神，促进社会的繁荣与进步。

亟待革除税费“烦苛”之弊

无疑，应该革除税费“烦苛”之弊的理由和根据非常充分，关键在于如何才能全面、高效、彻底革除？

笔者以为，首在解放思想，理顺国民与政府、征税人与纳税之间关系的本质。直言之，国民与政府、征税人与征纳关系之间的关系虽是一种交换关系，但却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利益交换，并非原因与结果的交换关系。目的与手段的交换，交换者一定是为了某种利益才去交换，是为了得到某种利益，比如公共产品或服务。原因与结果的交换关系则不同，不是为了得到某种利益的交换，比如慈善、施舍等。

因此，既然征纳税费者之间是一种目的与手段的利益交换关系，就必须按照自由平等的原则缔结交换契约，比如税法等。而且，从发生学意义上讲，由于征税者是因为纳税者而派生，先有征税人，后有征税人，所以，就应该纳税者为主，征税者为次。即在税收治理活动中，纳税者应该享有权利主体的地位。事实上，只有符合纳税者意志的税法、规费之规，才可能不被当作“烦苛”之法规。或者说，这种法规因为征得了纳税者的同意，即就是“烦苛”，也会被当作一种“不得不”的“烦苛”，不会产生“烦苛”之怨恨与痛苦。相反，如果一种法规未经纳税者、缴费者同意，很可能全部被当作“烦苛”之法规，从而产生“烦苛”之怨恨与痛苦。

可见，要革除税费“烦苛”之弊，逻辑上，必须正确认识国民与政府、征税人与纳税者之间的关系，提高对“烦苛”本质的认识水平，从思想上树立良税、良费法规的客观标准。

其次，要革除税费“烦苛”之弊，关键在于如何把握“烦苛”之弊的内涵。这是因为，税费“烦苛”之弊有内外之别。就其表象而言，多表现为税负、费负的轻重，以及纳税缴费过程的繁简与快慢。但就其本质内涵而言，很可能是因为这种税费机制本身背离了“为民服务”的终极目的；或者是因为纳税者、缴费者付出一定财富之后，并未交换到所期待的公共产品与服务；或者是因为没有把纳税者当人看，忽视了其权利主体地位。

事实上，降低税费负担是革除税费“烦苛”之弊的重要手段，近期目标；建立公正公开的税费使用机制，是革除税费“烦苛”之弊的根本途径，是中期目标；建立纳税者导向的税费机制，及其税费权力“闭环式”监督机制，则是革除税费“烦苛”之弊的最高要求，是远期目标。

因此，要彻底革除税费“烦苛”之弊，关键在于税费立法。只有通过不断优化税费法律体制，才可能从总体上、根本上革除税费“烦苛”之弊。当然，这并不是说在具体税收、规费之立法、执法、司法技术环节方面的改进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事实上，要彻底革除税费“烦苛”之弊，除非上下同力，内外使劲，齐抓共管，不可能达到目的。

最后，从“烦苛”之弊产生的具体根源看，要革除税费“烦苛”之弊，还必须明确立法、执法、司法过程中的权责体系。因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是，大量“烦苛”之弊，是因为责权职责不明确、不清晰导致的。

这是因为，掌握一定税费权力的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大多是出于自利或者自保的动机参与“烦苛”之网编织的，并不是为了害人。直言之，他们多是为了防范职业风险，才层层将税费法规之网编织得越来越细密化，致使“烦苛”之弊愈演愈烈的。

因此，要革除税费“烦苛”之弊，就必须建立清晰、明确、公开的权责体系与机制，彻底遏制一些立法者、执法者与司法者出于自保和免责而使税费体系越来越“烦苛”的动机。比如，尽管2014年3月国家税务总局出台《关于发布第一批取消进户执法项目的公告》后，时隔两天，又发布了《第二批取消进户执法的项目清单》，目的都是为了消减税收征管过程的“烦苛”之弊，减轻纳税者的负担。但是，由于没有明确基层征管一线税务人员的职责权限，就很难实现消减“烦苛”之弊的目的。因为，基于对征管不作为“问责”之剑的敬畏与恐惧，基层税务人员谁也不敢“不管”，因为他们担心“不管”可能带来的不作为之“问责”风险。自然，随着“问责”之剑的频繁舞动，实际上，对企业纳税人的管理并不是越来越宽松，而是越来越严苛。

总之，革除税费及其一切社会治理活动中的“烦苛”之弊，既是全面改革的题中之意，也是每个国民应尽的义务。各种“烦苛”之弊不除，中国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繁荣与进步就不可期待。“烦苛”之弊去除之日，也就是中国社会真正繁荣与进步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