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节流"的可能性与极限

任何财政治理与改革，都离不开开源与节流。如果说“开源”重在筹集公共产品生产资金的话，“节流”则重在通过提高公共资金利用效率，最大限度地提升公共产品供给效率，特别是在“开源”有限的特定时期，“节流”尤现重要和必要。

一、“节流”不是财政改革的终极目的

毋庸讳言，中国宏观经济长期走低，形势十分严峻，从而导致政府可支配资金的增速明显降低，而且呈现连年滑落的趋势。因此，唯有开源与节流双管齐下，或能协助政府渡过难关，应对可能遭遇的财税危机与风险。

近年来，面对经济形势连年走弱的挑战，各级党政机关通过严格落实“八项规定”，不断降低“三公消费”，以及压缩征管成本过“紧日子”等举措，收效也较大，客观上，也起到了“节流”的作用，有助于缓解政府的财政压力。

“八项规定”出台之后，“三公消费”不断降低

但是，“节流”省下的公共资金，是否能真正发挥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作用？这既是一个老问题，也是一个新问题，比如目前政府4万亿-5万亿元规模沉淀资金的盘活问题，一直就是中国政府财政管理十分纠结的问题。

就是说，近年来，一方面政府可支配资金增速在降低，规模在缩小，另一方面，政府现有公共资金的使用效率并未明显提高。

以节流而言，这几年凡在政府机关工作过的人都清楚，“三公消费”现象确实得到了有效遏制，各种报销制度与程序建设步伐也加大，过去党政机关大手大脚“乱花钱”的现象在大幅减少。而且，各种名目的福利派发现象也越来越少……这意味着，政府在节流方面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新问题是，节流下的这些资金，如果不能真正有助于提升公共产品的供给水平，优化公共产品的结构，扩大公共产品的合理性，提高公共产品的性价比，即高效率地增进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节流就可能成为一种“为节流而节流”的瞎折腾。

因此，理性告诉我们，“节流”仅是财政治理的一种手段和工具，不是目的，更不是财政和治理的终极目的。即“节流”既应有限度，也必须有助于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如果节流的结果导致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下降，那这种节流就是不可取的，有悖财政与节流初衷和终极目的。

二、“节流”的可能性与极限

毋庸置疑，节流本身是有阀限或界限的，至少不能成为消减国民福祉总量的恶行。节流的根本目的，必须有助于提升公共产品的质量与数量，增进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因此，节流多少，从哪个环节“节流”，从那些群体身上节流，对节流权力如何问责等等事务的决策，都必须有章可循，有法可依，不能随心所欲，由少数官员任意决定。

事实上，随着各种节流举措的实施，可节流的空间也会越来越小。即节流既有可能性，也有极限。具体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通过优化财税权力，可消减腐败行为，遏制财税权力滥用所带来的浪费，从而达到节流公共资金，提高公共产品生产效率的目的，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这是因为，公共资金收支行为是一种权利与义务的分配行为，必须符合公正平等原则。权利是权力保障下的利益索取，义务是权力保障下的利益奉献。财税权力如果不合法，或者监督制衡不到位，没有形成“闭环”的话，征纳税人之间权利与义务的分配就不可能公正平等。具体说，基本权利与义务分配便不可能遵从完全平等原则，非基本权利与义务分配也不可能遵从比例平等原则。

二是通过科学决策，减少决策浪费，节流公共资金，提高公共资金的利用效率，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其实，科学决策与优化财税权力，二者可以殊途同归，相互协调，既实现节流的目的，也达到提高公共资金使用效率，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福祉总量的目的。

题或在于，由于各地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地理等等的差异，不同党政机关所面临的节流压力大小可能大相径庭，千差万别。具体说，发达地区的节流空间可能大一些，压力小一些；落后地区的节流空间可能十分有限，压力就大一些。同样，中央、上级部门节流的空间和压力可能就大一些，下级、基层机关的节流空间则可能十分狭窄，压力相对要大一些。

当然，由于节流的本质在于削减政府机关及其官员的财权，因此，“节流”面临的最大障碍或在于——各级党政机关及其官员自觉不自觉、或明或暗地抵制与阻滞。坦率地说，基于人性的自利本性，一旦“节流”节到各级官员头上时，任何人都会从心里排斥和抵触一切“节流”举措，都不会甘心情愿地遵从各种节流的要求，从而或明或暗、或软或硬地阻滞各种节流措施和要求。因此，节流要达到向善向好的目的，预防和消减党政机关及其人员对节流规定的抵触心理是一大现实难题。

简言之，节流只是一种财政和治理的手段，不是目的，节流的具体目的是缓解财政压力，终极目的是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但无论如何，节流不能成为催生懒政、惰政的手段与工具。

三、“节流”应与科学决策同行

真正的节流，应该与预算决策的民主化、科学性，以及公开透明并行。

民主化的“节流”，无疑容易获得大规模的民意支持，有助于节流举措落到实处，避免“为节流而节流”现象的发生。同时，民主化的“节流”，也便于汇聚强大的社会监督压力，督促各级官员廉政勤政，收敛大手大脚浪费纳税人税款的行为。

真正的节流，应与预算决策的民主化、科学性，以及公开透明并行。

科学化的节流，不仅有利于实现节流的目的，而且，其本身就有助于提高公共资金的管理效率，提高公共产品的性价比，最大限度地增进全社会和每个国民的福祉总量。事实上，科学化的节流意味着，节流活动管理必须遵从系统性、人本性与动态性的原则，能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绝对性与相对性、主观性与客观性结合起来，统筹安排，实现总体效率。

公开透明的节流，无疑有助于遏制节流举措落实过程中的寻租现象，有助于节流权力的约束与制衡，从而避免腐败行为的大面积发生，走向节流的反面，大规模伤害国民的利益。

可以说，目前新出现的懒政与惰政现象，与节流措施实施的民主化、科学化以及公开透明不足有着紧密的关系。直言之，本来为应对财政危机所祭出的“节流”利剑，当下却被层层加码的节流政策执行异化，成为一些官员和公务人员懒政、惰政的借口。如果这一问题长期存在，如果开源的空间进一步压缩，节流被异化，便会进一步加剧官民之间的冲突与矛盾，引发系统性的社会风险，延迟中国社会现代化转型的总体进程。

值得庆幸的是，大数据时代，可以为政府节流提供相对精确的信息支持，从而辅助政府的节流，能有效地控制在“理性的限度”之内，不至于触碰消减国民福祉总量的边际点、风险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