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义无价,证据如山

很多学者都说中国是一个仁治的社会，与西方法制社会有根本性的区别。这一点不无道理。体现在财务上，比如借款、还款，中国人历来讲的是信义，而西方法制社会大多注重的是证据。我们一起来看看中国古代几个关于凭证的故事。

唐代小说《续玄怪录》中有一个凭帽取钱的故事。神仙张老娶妻韦氏，韦氏兄前往拜访，临别时，张老给了他一顶旧蓆帽，并嘱咐道：“兄若无钱，可于扬州北邸卖药王老家，取一千万，持此为信。”过了五六年，韦氏兄家经济窘迫，迫不得已只得将信将疑地拿着张老的帽子到王老药店去取钱。韦氏兄讲述了张老之言，并拿出了张老的帽子请王老验证。这时，一小女在帏布后说：“张老常过，令缝帽顶，其时无皂线，用红线缝之，线色手踪，皆可自验。”因取验之，果然是小女所缝之帽。于是取钱而归。

《逸史》里面有一个持杖取钱的故事。“昔有卢、李二生，隐居太白山读书，兼习吐纳道引之术”。后来李生还俗，因欠折官款，贫困不能东归。一次邂逅卢生，卢生问李生亏欠官钱多少，李生答欠二万贯。卢生送给李生一根柱杖说：“将此于波斯店取钱”。后来李生果然持杖到波斯店取钱而归。

前面两个故事讲的凭证都是物件，并不是字据。下面还有一个关于字据的故事。这个故事也出自于《逸史》，原文如下：“隋末有书生居太原，苦于家贫，以教授为业。所居抵官库，因穴而入。其内有钱数万贯，遂欲携挈。有金甲人持戈曰：汝要钱，可索取尉迟公帖来！此是尉迟敬德钱也。书生访求不见，至铁冶处，有煅铁尉迟敬德者，方袒露蓬首，煅炼之次。书生伺其歇，乃前拜之。尉迟公问曰：何故？曰：某贫困，足下富贵，欲乞钱五百贯，得否？尉迟怒曰：某打铁人，安有富贵，乃侮我耳！生曰：若能哀悯，但赐一帖，他日自知。尉迟不得已，令书生执笔曰：钱付某五百贯，具月日，署名于后。书生拜谢持去。尉迟公与其徒拊掌大笑，以为妄也。书生既得帖，却至库中，复见金甲人，呈之，笑曰：是也。令系于梁上高处，遣书生取钱，止于五百贯。后敬德佐神尧，立殊功，请归乡里。勅赐钱，并一库物未曾开者，遂得此钱。阅簿，欠五百贯，将罪主者，忽于梁上得帖子。敬德视之，乃打铁时书帖，累日惊叹！”这里面就写了凭证。白纸黑字的取款凭证，而且是尉迟公亲笔所书，尉迟公回忆往事，肯定要累日惊叹了。

《太平广记》中的《赵和》篇，讲的就是一个财务凭证的案例。唐懿宗咸通初年，楚州淮阴，有东邻以庄券为质，向比庄西邻“贷缗百万，契书显验”。第二年，东邻先以八百缗付给西邻，准备次日将余款付清，赎回庄券。然东邻自信与西邻有通家之谊，况且又是隔日之事，故先付之款未在原契约中注明，也未向西邻索取收款凭证。次日，偿付余款之时，西邻不认昨日付款之事。“东邻冤诉于县，县为追勘，无以证明”，“复诉于州，州不能理”。因为没有凭证。后来赵和去断案，采取的也是讹诈的方式。他先是宣称府库里的官银被盗，然后对各庄银钱要进行检查。当然西庄是逃不过检查的，而东庄归还的钱，他们还没有动用，当问到这笔钱的来源时，西庄为了避偷盗府库官银的罪名，只得如实相告，这是东庄还来的钱。这样才还了东庄一个清白。看来凭证是多么重要。

《拍案惊奇》有一回“诉穷汉暂掌别人钱，看财奴刁买冤家主”中，有一个小故事，也说到了凭证。晋州古城县有个张善友，是个好善的长者。有一天，有个和尚来寻他，想将自己抄化来的百来两银子寄放在他这里，然后往他处继续抄化，讨要布施。张善友收了和尚的钱后，并未给和尚什么凭证，以至后来张善友外出时，和尚来讨要寄存的银两，张善友的老婆却耍起了赖皮，和尚因为没有凭证，被活生生赖脱了银两。

上面说的是无凭证的，《拍案惊奇》中有一回“张员外义抚螟蛉子，包龙图智赚合同文”是有凭证的。说的是兄弟两人，一人外出时，兄弟共同立的一个合同。原文如下：

东京西关义定坊住人刘天祥，弟刘天瑞，幼侄安住，只为六料不收，奉上司文书分房减口，各处趁熟。弟天瑞自愿挈妻带子，他乡趁熟。一应家私房产，不曾分另。今立合同文书二纸，各收一纸为照。年月 日。

立文书人刘天祥

亲弟刘天瑞

见人李社长

其实这个文书，按现在的说法，有重大缺陷，其中“一应家私房产”，并未写清楚明细。到底一应家私房产是些什么家私？又有多少房产，一概不知。大约写了等于白写，如果是现在，跟没写没什么区别。但就是这样的文书，当事人刘安住的伯娘，还赚了他的合同，怕他来分财产，要耍赖。当时没有扫瞄的技术，也不能拍照、复印什么的。被她赚去了就没有原件了。也就是没有凭证。看来即使亲兄弟，要明算账，也要有凭据才行。

中国自古以来，讲的是诚信精神，信义无价。例如“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季布无二诺”，这样的优秀传统，我们肯定要继续传承下去，同时，看了上面的故事，我们更要注重法制精神，注重财务手续，讲究法律凭证。